这是中古代最明确最系统最深刻地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学说，体现了古人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对天地与自然持有极其虔诚的敬爱之心。

中国古典话语之所谓物，即指存在者。笔者曾说：‘人言无论怎么说都只是一种形而下存在者的存在。

或译为话语之外别无存在，类似于生活儒学的表达生活之外别无存在[ 黄玉顺：《论生活儒学与海德格尔思想——答张志伟教授》，《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42–49页。难怪美国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指出：福柯的分析是历史领域中一个议题如何发展成为‘理论的例子。按照儒家的说法，生活不是‘物，而是‘事……[ 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原道》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112页。这里不妨讨论一下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即《逻辑哲学论》的最后有一句话、该书的第七大命题：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二）关于哲学话语建构问题 这里首先涉及的就是哲学的概念问题。

或者超越这些观念，并揭示其何以可能，这是生活儒学话语概念特有的无所指的言说方式。如此递进下去，我们最终会找到一个不可定义的最高概念，这就是形而上者的观念。即中国经典哲学能否进行跨文化传播,很可能不必以它在现代中国是否成功为条件,西方学者是否对之独具慧眼,有时是很重要的因素。

这种观念假设每个人格都具有某种独立不变的内核,它天然具有某种欲望。另一类如仁义道德等价值概念,它涉及人事关系或行为态度,有更多的文化经验贯穿其中。这种自我观念与中国经典文化对人的理解格格不入。[4]这个观察背后有一个更基础的关系模式,就是把文化交流看成老师与学生之间教与学的关系。

在唯有自我与没有自我之间,阐明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价值,是一项较高难度的思想任务。在生命中的每一刻,我们都在重新创造‘道。

该书在第一章《重新创造道》中,提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三个思想误区:一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代;二是我们都知道如何选择生活前进的方向;三是我们是谁的真理藏在我们内心。即人格不是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与他人及世界的互动中变化发展的。从古典到现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几千年前的思想为何在今天仍有说服力。自我问题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涉及某些根本的文化观点。

该书的主题是道,一个中国哲学的关键词。我们可以想想,五四以来,除了为数不多的保守主义者外,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通过文化或思想比较来宣传自己主张时,有多少不是用中国的短板比西方的长处的?说到底,如果出于学习的目的而了解其它文化,眼光盯住对方美好或优秀的事物,应该属于自然的态度。这方面,近几年也不断有西方(或东方)学者的成果译为中文,且深有影响。特别是第三点,相信我们是谁的真理藏在我们内心。

事实上,现代中国文化已经混合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东欧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三种基本成分。因此,人类学的眼光可能更善于发现其根源性的特质。

这类概念所指涉的对象没有古今中外之分,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借助新的论述而更容易获得跨文化沟通的机会。是那个不可听,不可看,甚至也不能碰,只能用心体会的道。

不是从事这一行业的每一个人,都对此有清醒的意识。前文关于两重障碍的跨越的说法,与此想法有关。上述三者原来是传统的不同侧面,但在已经变迁的现代生活中,它可能需要适度的区分,并通过不同的知识途径,才能得以有效表达。必须注意,作者的这个我们指的是西方人。普鸣的这种中国哲学或思想研究,问题意识就是西方的。这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或宗教的工作是对称的。

这种变化可以是主动的,既解放自我,也影响他人与世界。当普鸣提出今人的思想误区时,实际就是为西方文化背景准备针对性的问题。

要不,你就用研究对象的语言学习、写作与发表,读者也是西方人。在社会实践中,目标有具体抽象或规模大小之别,那些远大的社会理想需要思想纲领来指引,凡是有抱负者都宣称自己的主张最符合社会公共理想,因此自称为道或道术。

自我这个词,本来也非传统中文词,大概是70年代末翻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介绍所谓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重结构,还有萨特存在主义,大讲他人就是地狱时,开始流行起来的。作者说:‘道不是一个我们必须尽力遵循的和谐‘理想,而是一条我们通过自身的选择、行动和关系而不断去开拓的道路。

作者的手法是作两种提取工作:一是从经典提取论题,一是从生活提取可以证成问题的经验。但是,由于达到目的地的途径不止一条,且实际上不同的路途长短与方便程度不一样,甚至有些只是歧路,因此有正道邪路之别。普鸣的中国哲学研究,不同或者有意区别于分析哲学化的中国哲学研究。我想说,外国同道(不论西方的还是日本的)对中国哲学所作的努力,包括教育传播或学术探索,其成功经验对中国学者都是重要的鼓舞。

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有一个关于非西方的人类文化经验的观点,叫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从中国到西方,则是处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

同理,服务于中国学术与教育的西学研究,也应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组成部分。论题基本上是关于人与生活的意义,而经验往往是微观的素材,即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或理解的思想与行为。

摘要：普鸣(Michael J. Puett)教授所授中国哲学课程(Classical Chine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在哈佛大学深受欢迎,它的成功需要跨越双重的距离或障碍:一是从古典到现代,一是从中国到西方。而没有考虑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仍在践行并经历的宗法性孝文化之沉重与压抑;同样没有考虑到两千多年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即已宣扬的有关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的理想。

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以它为基础,而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也是它的展开。从古典到现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几千年前的思想,为何在今天仍有说服力。其实,在借他者的优点批评自家文化的缺点方面,中国学者可能比西方学者表现更甚。人类精神事业的大道,应该是可以相互沟通的。

但是,我们的西方哲学与西方人做的西方哲学并不完全一样,最起码的区别,是我们最终用中文来表达,让相关内容变成中文学术知识的一部分。有人说,安氏实际所做的是对两千多年以前理想型的儒学与当今西方社会的混乱状态加以比较,换言之,他比较的是儒学设想之美好和西方理念身陷之困境。

哲学是追求普遍性的学问,经典的观念必须经由当代实践的验证才能获得意义。因此,我们也不必担心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不切实际的美化,毕竟其心目中的宣传对象不是中国学生或民众。

后来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框架叙述中国哲学史,更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上改造中国文化的鲁莽之举。因此,道一词存在巨大的理解空间。